原文标题：“Great Resignations” Are Common During Fast Recoveries最近的“大离职”（“Great Resignation”）并不仅仅是疫情爆发后工人转变就业态度。当前大量工人离职这一证据表明，对更年轻且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人的需求强劲反弹。制造业的历史离职数据表明，当前的离职潮（waves of job quits）并不罕见。在战后所有快速复苏时期，都出现过离职潮。
自2020年春季疫情恶化以来，劳动力市场以战后最快的速度复苏。这一历史性反弹体现在，失业率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急剧的下降，同时就业人数也出现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同时，工人的离职率，不管是换新工作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也达到了自2000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最近的高离职率被称为“大离职”。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人们重新考虑职业前景和工作与生活间平衡（work-life balance）驱动的离职潮，这股浪潮正在急剧地改变劳动力供应。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两个证据来质疑这种说法。相反，我认为，高离职率只是整体劳动力市场快速复苏的一个反映。首先，我发现，推动离职率上升的是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和职业中，那些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这也是最近薪资就业增长突出的行业，抵消了2020年的就业岗位流失。其次，“大离职”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夸张。制造业的历史离职数据表明，在就业增长较高的快速复苏时期，离职潮很常见。因此，这并非反常现象，而是与过去许多次快速复苏的模式相符合。
在过去几个月中，非农部门的工人每月离职率达到了历史新高。离职是指，一个雇员自愿离开工作岗位，要么换了一份工作，要么暂时失业并寻找其他工作，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离职率在2021年11月和12月达到3.0%，这是自2000年12月，劳工统计局（BLS）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JOLTS）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水平。图1中“总”离职率的创纪录水平通常被视为“大离职”的信号。这可能反映了，人们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前景、灵活工作和远程工作的机会，以及工作与生活间平衡，最终大量雇员选择离职，从而大大改变了疫情后的劳动力供应。图1. 离职率：整体非农部门和制造业
由于2000年以前整体非农部门的离职率数据缺失，我采用了制造业劳动力流动调查（MLTS）的数据，MLTS与JOLTS类似，但它只衡量制造业的离职率和其他劳动力流动数据。尽管MLTS在1981年就中断了，但将它与JOLTS离职率数据结合起来可以提供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如图1中的“Manufacturing”所示）。早期的制造业数据显示，之前几波离职潮与当前离职潮不相上下。尽管2021年12月2.3%的离职率触及历史高点，但制造业离职率在1948年至1973年之间已经触及了类似的高点。
JOLTS数据的一个局限性是，它们没有揭示哪种类型的工人正在离职，也没有揭示工人离职是出于事业转型（如转换行业或职业），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然而，我们可以用当前人口调查（CPS）的数据来补充JOLTS的信息。由于概念、抽样和范围上存在差异，无法直接在CPS中构建JOLTS离职率的同等指标。因此，我构建了一个替代指标，即CPS中的辞职者被定义为，在本月调查中是受薪雇员，但在下个月的调查中，要么在同一种非农就业中换工作，要么换了另一种非农就业类型，要么已经离职失业，或者因为工作条件不理想而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CPS数据揭示了四个重要事实。第一，疫情期间辞职率增幅最大的行业也是2021年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零售、艺术、娱乐和休闲，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这些也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更普遍的是，不管依据CPS数据还是JOLTS数据，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的离职率变动与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的薪资就业增长之间都是正相关的。（CPS数据得出的相关性为0.46，JOLTS数据得出的相关性为0.49）第二，在不同职业中存在类似的模式。比如，离职率增幅最高的职业是食品加工和服务行业，但其就业率在2021年迅速增长。CPS数据中，疫情期间的离职率变化与2021年就业增长之间的跨职业相关性为0.38。这些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其工人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第三，转变行业或职业类型的离职者比例并没有大幅上升。如果当前离职潮使很多人重新考虑职业选择，那么这一比例才可能上升。然而，在疫情衰退开始后，各行业的就业岗位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净再分配。第四，离职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更年轻且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人，如图2和图3所示。图2显示了，当前离职潮中，年轻工人的离职率上升尤其明显，包括千禧一代（年龄在25-34岁）。这反映了一个正常的周期模式，即年轻工人的离职率对商业周期状况的反应更大，并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总离职率的变动。图3表明，离职率上升集中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这与追求其他远程工作机会的人推动离职率的说法不符：根据CPS数据，追求其他远程工作机会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当中。因此，CPS的数据表明，推动离职率上升的是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和职业中，那些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而这些行业和职业的就业最近大幅增长，足以抵消2020年的就业岗位流失。
高就业增长和离职率高企的关系不仅出现在不同行业和职业中，也出现在不同时期。图4对比了制造业的离职率、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和整体经济中的就业增长。
图4显示了，1948、1951、1953、1966，1969和1973的制造业离职潮都与当前这波离职潮的数量级相同。所有这些离职潮都伴随着制造业和整体非农部门就业的高速增长。因此，把样本数据延长至2000年前可以发现，“大离职”似乎并不罕见。目前离职率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是因为，按照历史标准，2001年和2008年衰退后的复苏非常缓慢，以至于不像其他复苏时期那样给离职率施加了上行压力。
本文中，在不同行业和职业以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就业增长和离职率之间的关系，与通常用来评估美国低技能工人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模型相一致。该模型解释了，离职率与其他雇主提供工作机会的频率之间的关系。在短暂的裁员高峰之后（如疫情期间），雇主会发布许多职位空缺来重新招聘员工，以满足对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反弹。这就解释了在离职率创历史新高的同时，职位空缺率也出现了大幅上升。这些职位空缺不仅会吸引失业的求职者，还会从其他雇主那里吸引工人。如果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要么会辞去现在的工作去从事另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要么会与现在的雇主重新协商工资、福利和工作安排。因此，“大离职”实际上应该被视为“大薪资谈判”（“Great Renegotiation”）。这可以被理解为：雇主的议价能力暂时下降，对工资施加了上行压力。这种解释也符合近期零售业以及休闲和酒店行业面临最大工资压力的事实——这些行业的就业增长最大，且职位空缺和离职率也在增加。随着就业复苏放缓、职位空缺率逐渐下降，以及被竞争对手挖走的员工比例下降，工资上行压力也会逐渐减弱。然而，这可能要到2022年底才会发生。在2021年11月费城联储的专业预测者调查中，受访者普遍预测2022年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将保持高位。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今年剩余时间里，职位空缺率和离职率可能持续高企，工资增长可能依然强劲。
近期的工人调查和离职率的历史数据都表明，“大离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离职潮在战后的快速复苏时期屡见不鲜。与历史证据一致，当前的离职潮反映了对年轻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的需求迅速反弹，并且主要集中在零售、休闲和酒店，以及住宿和食品服务等行业。想要获取海量知识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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